大二那年才知道歌仔戲是發源於我的故鄉──蘭陽平原，基於「宜蘭人應該瞭解歌仔戲」的單純信念，於是我開始學習歌仔戲。在那個不准說母語、刻意壓抑本土文化的年代，歌仔戲被視為沒水準、很低俗的「地方戲劇」，當時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學歌仔戲，而且學歌仔戲也會被嘲笑，於是我只能聽著廖瓊枝的唱片學唱歌仔戲。一九八○年代的大學生仍是天之驕子、社會菁英，大學生理應抱著原文書唱英文歌，至少也要拿吉他唱校園民歌，唱歌仔戲簡直是「頭殼壞去」，因此每回在宿舍聽歌仔戲，同學就會很驚訝地看著我，然後很同情地離開。我就這樣「跟隨」廖老師唱起歌仔戲，直到研究所時為了辦講座才見到廖瓊枝。第一次的接觸並沒有驚為天人，只是疑惑這麼瘦弱、平凡的女子，為何能將歌仔戲詮釋得如此深刻？

一九九三年起我開始參與文建會「民間劇場」活動，九四年加入《民俗曲藝雜誌》編輯，執行〈民俗技藝園區〉（現傳統藝術中心）的規劃工作，從此與廖老師「業務往來」密切。退伍後擔任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執行秘書，歌仔戲成為我的業務之一。一九八八年底，廖老師有感於台灣傳統戲劇的沒落，發動傳統劇團在聖誕節前夕，舉行傳統戲曲義演，希望喚起政府及社會大眾對台灣傳統戲曲的重視。當時我擔任義演活動總策劃，因此與廖老師有直接的共事。之後基金會規劃歌仔戲研習班，並積極推薦她到各地演講、授課，推廣歌仔戲表演藝術，一九八九年廖老師籌組「薪傳歌劇團」，礙於法令規定，團址設立在我的住家，團主由我的牽手擔任，我與廖老師的關係也更加密切。一九九八年廖老師榮獲「民族藝師」，次年她捐出獎金成立「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」，為推行歌仔戲永續經營，我繼學妹蔡欣欣之後，擔任執行長職務，二十幾年來我與廖老師彼此扶持、相互勉勵，共同走過歌仔戲的悲歡歲月，也一齊為歌仔戲打拼。

長久以來我親眼目睹廖瓊枝為歌仔戲無私的奉獻，親身感受到她對歌仔戲的執著。她的堅持和敬業精神深深感動許多人，願意支持歌仔戲，力挺廖瓊枝，我也是受到她的精神感召，「下海」擔任基金會執行長，因為總是要有人幫忙分擔她的責任，不能讓這位歌仔戲的異類?人獨自扛起傳承、推廣歌仔戲的使命。歌仔戲界有許多「天王巨星」，也塑造許多的「偶像」，但對我而言廖瓊枝並非巨星也不是偶像，而是歌仔戲最忠實的「守護神」。二十幾年來我見識過太多見錢眼開、唯利是圖，利用本土意識、獲取資源的藝人、專家和商人，有些藝人突然變成國寶就忘了對歌仔戲的理想，許多學者「西瓜倚大爿」突然研究起歌仔戲的表演藝術；歌仔戲的商人則永遠在抗議政府無能補助不夠、評審不公，抱怨觀眾沒品味、演出賠錢，卻欠缺對歌仔戲的使命感，廖瓊枝只是歌仔戲傑出的藝人「之一」，但沒有人像廖老師對歌仔戲如此全力投入、真情付出，而且無怨無悔。天王巨星可以被取代，一流劇團可能會消失，但廖瓊枝對歌仔戲的傳承，卻無人可取代。

這些年來廖老師為傳承歌仔戲南北奔波，在全國各地的劇團、社教館、研習班間疲於奔命，指導許多歌仔戲業餘劇團、社區劇團和學生社團，甚至連記者採訪、學生期末報告都來者不拒，我發覺那不祇是對歌仔戲的熱忱，而已經轉化為宗教的精神，才能如此支撐下去。每一次見到她疲憊不堪的樣子，就感到心疼不捨，但她總是「先下手為強」地告誡我：要記得吃飯、不要太勞累，而我也會提醒她要學習拒絕，不可以承擔太多責任累死自己，但顯然祇是彼此安慰，她依然南征北討燃燒自己的生命，為歌仔戲奉獻所有心力。

廖老師向來感恩惜福，為人謙卑、古意而且愛哭，對於曾經幫助過她的人，就永遠銘記在心且念念不忘。窮苦的成長歷程使她缺乏自信，除不敢反駁專家學者的謬論，更怕說話不得體會得罪人，而常常想請官員、記者吃飯以示感謝；每當學生為了爭角色、排名而忤逆她，不會發飆卻只會委屈地哭泣，以發洩心中的壓抑。她被譽為「台灣最會哭的女人」，不僅能將哭調唱的「淋漓盡致」，在真實生活中也是個愛哭的女人。廖老師近年來得到許多獎項，包括薪傳獎、民族藝師、傑出藝人、榮譽博士等榮銜，每一次肯定都加重她的負擔，因為她認為像自己這樣卑微的藝人，能得到大家的肯定，更應該加倍努力才不負大家的厚愛，因此總更賣命地為歌仔戲付出，於是獎勵變成壓力，使廖瓊枝必須永遠承擔歌仔戲的未來。

長久以來廖老師一直將我當做她的孩子，而我也將她當做自己的母親，她送給兒女的禮物我總有一份，每年春節後我也要到她家「補圍爐」；我與廖老師不是基金會董事長與執行長的職務階級，也不是歌仔戲學者與民間藝人的共生關係，我們之間形同母子親情，廖老師對歌仔戲的熱忱，也是我堅定為歌仔戲打拼的動力。

七十歲的廖瓊枝，台灣最傑出的苦旦，她悲苦的經歷使她成為「台灣第一苦旦」，而她為歌仔戲的全力付出、奉獻，將使她成為歌仔戲的守護神。在台灣歌仔戲史上，廖瓊枝為歌仔戲的薪火相傳譜下最光輝的一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