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管曾經是台灣最熱門的戲曲音樂，台灣民間每逢婚喪節慶，總會聽到鑼鼓喧天的北管樂聲。自清代嘉慶年間以來，北管戲曲即是台灣民間最主要的戲曲音樂。北管高昂、喧囂的聲音，完全符合台灣宗教、禮俗、節慶講求熱鬧的需求。而北管扮仙戲又具有民間演戲酬神、祈福的功能，成為台灣傳統戲曲在演出正戲之前必演的「開場戲」，因此北管被稱為「正音」，代表它在傳統戲曲中的崇高地位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北管戲曲是在台灣匯合形成的戲曲音樂，舉凡日治時期之前傳入台灣非閩南、客家語系樂曲，都被歸入北管戲曲，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，是一種組合式的本土戲曲音樂。北管戲曲以傳入台灣的先後概分為西皮、福路。其中福路較早稱為「舊路」，相對較晚傳入台灣的西皮則稱為「新路」。
            基隆的北管戲曲約在道光年間由宜蘭傳入，如同台北、宜蘭地區的分類，基隆的北管樂團也區分為西皮、福路，其中福路派以「社」為名，諸如：聚樂社、慈雲社、新樂社，供奉西秦王爺；以聚樂社為大公，成員多為勞工階級。西皮派則以「堂」為名，如：得意堂、儒霖堂、慶保堂等；奉祀田都元帥，以得意堂為大公，成員以商人為主。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有效管理社團組織將基隆音樂團體整編為「藝宣大隊」分編組別，如聚樂社一組、得意堂十組等。國民政府時期為了政治宣傳，也將音樂社團組成「藝宣大隊」，例如：閩南藝宣大隊、聚樂社藝宣大隊等，大隊之下又有中隊、組，兼管各種戲曲音樂社團和陣頭，當時共分八大隊直屬國民黨部管轄，如同政治作戰藝工組織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從清嘉慶年間到1970年代是台灣北管最盛行的時期，由於當時民間缺乏休閒娛樂，且基於廟會活動需求，因此參與北管子弟社團成為藝術學習、社會參與和信仰神明的管道。全台各地北管社團林立，各宮廟、行業幾乎都有所屬的北管軒社，平時閒暇之餘群聚在曲館學習曲藝自娛娛人，地方廟會活動則出陣遊行擔任神明的「駕前樂隊」，直屬宮廟或戲神誕辰時則粉墨登場，表演北管「子弟戲」，北管子弟社團的普及，正是台灣北管戲曲盛行的主要因素。
           在北管盛行期間，各地北管子弟社團眾多，且派系分明各据角頭不相往來，其中宜蘭、大台北、基隆、花蓮地區，有西皮、福路對立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地區則有「軒園咬」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北管孫軒社的對立，原本只是技藝的較勁，不同派系相互「拼陣」互別苗頭，比較雙方的人氣(出陣人數)、排場(比如彩旗、鼓架)、表演的戲碼、曲牌數量，最後卻因好事者推波助瀾之下引發了械鬥衝突事件，全世界因戲曲音樂派系不同而發生械鬥恐怕只有「勇敢的台灣人」，由此可見當時北管在台灣社會的重要性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北管在道光年間流傳到基隆，從此盛行於基隆地區。咸豐元年(1851)基隆爆發漳泉族群械鬥，造成嚴重死傷，地方仕紳為化解族群對立衝突，倡議共同舉辦中元祭典普渡亡靈，以「拼陣頭取代打破頭」，由各姓氏輪流主辦「雞籠中元祭」，期望以宗親血緣關係，化解漳泉地域的對立，藉以彌平族群械鬥事件。
            當時各姓氏「拼陣」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地方上的北管子弟社團。每年七月十三「迎斗燈」，基隆北管社團莫不傾巢而出相互較勁，西皮、福路派戲神聖誕也要盛大公演以別高下，最後則引發衝突發生械鬥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北管西皮福路之爭源自宜蘭地區。從同治年間開始，蘭陽平原的福路派便以宜蘭總蘭社、羅東福蘭社、頭城統蘭社為首，與西皮派的敬樂軒、集和堂、暨集堂、集生堂等纏鬥不休。雙方長期對立、械鬥，引發官府強力鎮壓，將主事者處斬以平息爭端。至日治時期，西皮福路對立最激烈的區域卻是在基隆地區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根據《基隆市誌》記載，西皮、福路兩派以旭川河為界，雙方壁壘分明，在「輸人不輸陣」的觀念下，經常發生衝突。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曾出面協議，兩派社團將神尊迎至媽祖廟(慶安宮)奉祀，樂器、旗幟則全部沒收保管，以防止雙方互槓，但顯然並未平息西皮福路的抗爭情緒，雙方對立、械鬥事件仍層出不窮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根據台灣碩果僅存的北管職業劇團─宜蘭漢陽北管劇團老團主莊進才先生口述，日治時期西皮福路械鬥最嚴重就在基隆地區，他曾經親眼目睹雙方人馬，手持掃刀在街上追殺拼鬥的情景。當時北管戲班到各地演出，都必需先打聽當地所屬派系，以免因拿錯樂器(西皮/京胡、福路/椰胡)或演錯戲碼，引起紛爭。
            基隆的西皮福路之爭，西皮派以奠濟宮為大本營，得意堂為首，福路派則以城隍廟、媽祖廟(慶安宮)為主要據點，以聚樂社為首，雙方分庭抗爭、派系分明。每當發生對立事件，雙方同門軒社就會支援人手參與拼鬥，並以送菸酒、食品、賞金方式彼此相挺。其中比較特殊的是暖暖靈義郡原名「義興軒」，同治年間為了避開北管派系械鬥，改名為「靈義郡」既不屬西皮，也不屬福路，跳脫紛爭置身事外。
            西皮福路對立期間，雙方互不往來相互攻擊，凡發生衝突事件則以「先打再說」為原則，反正打贏了就有理，打輸就沒話可說，因此基隆流行「打贏就講贏」的俗語，意謂打贏了就有發言權之意。當時為避免落單被圍堵，外出如有經對方地盤還須繞道以策安全。按邱坤良教授〈民間戲曲散記〉記載：「福路派到台北時，以火車為主要工具，因汽車會繞過西皮派的地區；西皮派的人搭火車時，則多到八堵站上下車，因為基隆火車站剛好在福路派的勢力範圍內。」派系對立連走路都必需繞道，可見其嚴重性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基隆北管子弟社團不僅在基隆對抗爭鬥，而且還到台北支援靈安社、共樂軒的拼陣，為同門社團相挺。基隆在咸豐元年漳泉械鬥之後，代之而起的是北管西皮福路之爭，質言之，漳泉族群械鬥雖已化解，但北管社團的對立卻取而代之，分類械鬥事件在基隆並未平息，而是從漳泉族群對立，轉換為北管社團西皮福路的派系之爭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北管西皮、福路的對立事件，大約從道光年間持續到大戰末期，長達百年。日治末期因皇民化運動禁鼓樂和戰亂關係，台灣傳統戲曲遭到壓制；戰後又因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壓抑台灣本土文化，台灣傳統戲曲日漸式微，之後又在國民政府西化、中國化的教育體制下，至今年輕人尚分不清南管、北管，更遑論西皮、福路、軒園拼。學校的音樂課沒有南北管音樂、歌仔戲曲調；歷史課本沒有西皮福路對抗的故事，台灣的教育過程就是讓我們忘掉自己，鄙視傳統文化，母語、傳統戲曲、陣頭都成為粗俗、不入流的象徵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基隆西皮、福路之爭早已成為塵封往事，基隆北管風華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流失，基隆中元祭轉變成元宵燈會，水燈遊行北管陣頭早被取代，北管社團僅存聚樂社奄奄一息，基隆北管社團倒館，北管子弟精神不見了，而代表基隆人的精神又是什麼呢?是「基隆沒錢吃飽就行」的飄泊性格，或是「輸人不輸陣」的氣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