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三年一小亂，五年一大亂】

清廷將台灣收入版圖後，根本無心經營台灣，以中國政府立場，台灣是地處邊陲的化外之地，奉派來台官員形同外放，素質低劣，官員任期以三年為限，無法長期規劃、致力於地方建設，凡事應付推諉，加上賦稅繁重、徵召勞役無度，百姓無以維生，終至「官逼民反」聚眾抗官。

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中，康熙六十年（西元 1721 年）高雄羅漢門（內門）鴨母王朱一貴，因清吏徵收糧稅嚴苛，聚眾抗官撼動全台。乾隆五十一年（西元 1786 年），台中大里杙（大里）林爽文事件，清廷徵調福康安來台，並調動四省兵力方才平息；同治元年（西元 1862 年）戴潮春事件歷時六年才平定亂事，接踵發生的民變事件對百姓生命財產造成重大威脅，地方自組防衛性組織乃無可避免的選擇。

在歷次民變事件中，清廷都未發揮公權力，有效遏阻亂事保護人民，只能在事發後追剿、圍堵，徵召不同族群平亂，甚至脅迫百姓交出「賊首」，造成生靈塗炭、民不聊生，於是「靠官府不如靠自己」的觀念成為普遍的價值觀，宋江陣就成為保護鄉土的希望。

除民變事件之外，尚有原住民的抗爭、土匪盜賊的侵襲，因此宋江陣在此械鬥頻繁、民變不斷的社會背景下，成為人民求生存、保家園的基本軍事組織。但它是民眾自組的軍事團隊，並非政府所支持的私人武力，既然政府無能保障人民生活安全，民眾只能組織宋江陣力求自保，這也是移民社會不得不作的選擇。

【宋江陣是地方自衛組織】

由於政府無能、官威不彰，導致紛爭不斷，朝廷既沒有能力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民眾只能自力救濟，防衛性組織便在民間形成。

在台灣民間藝陣中，可以看到許多防衛性組織的藝陣，諸如：獅團、獅陣、宋江陣…。台灣的舞獅不僅有舞獅表演，且加入武術、弄刀劍等對打；高蹺陣也不僅是踩街遊行，更結合舞刀弄棍、對打動作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宋江陣。

宋江陣表演內容屬武術操練，且以團體隊型變化，展現防禦態勢，從宋江陣陣式中明顯反映出軍事攻防戰，從陣式名稱如：巡城、龍捲水、黃蜂出巢等陣式，可見其軍事功能。宋江陣所持「道具」均為戰鬥武器，且由單打、套招，和開斧、單刀、盾牌等表演中，也可以認定宋江陣的軍事防衛屬性。

無論獅陣或宋江陣，皆是平時村里年輕人休閒娛樂、練武強身的活動，廟會時作為陣頭遊行踩街；如遭逢外來侵略更成為保護鄉里的防衛組織。其中宋江陣尤為純武術藝陣，與其將宋江陣歸類為民俗藝陣，不如視其為地方防衛組織。

宋江陣成員均由地方壯丁組成，所執「道具」是兵器，表演內容是武術，演出時沒有唱曲、口白，組織目的不在娛神或娛人，也不是為遊行踩街觀賞之用，其屬性與一般民俗藝陣截然不同。

【以宗教信仰凝聚向心力】

宋江陣在台灣民俗藝陣中，是除了蜈蚣陣外，人數最多、規模最龐大的藝陣，且二者均以宗教信仰作為凝聚力。蜈蚣陣據傳具有除災袪邪的功能，宋江陣也具有驅邪鎮煞、保境安邦的宗教意義。

從宋江陣陣式中的八卦陣、七星陣，及操演之前必先圍成圓圈拜祖師爺「發彩」的動作來看，宋江陣不僅表現出強烈的宗教性質，更可見儀式化的莊重。另外，宋江陣所使用的武器，都貼有符令庇祐表演平安，反映宋江陣的宗教特性，演出時禁止外人穿越隊伍，以免破壞法力，也屬信仰禁忌的範疇。

目前台灣宋江陣均附屬廟宇，經由宗教號召民眾參與，其實是最有效的組織動員方式，若純以政治理念、保鄉衛民為口號其實難以聚集民眾參與地方公務，宗教信仰的力量遠比政府動員更具效力，在民間，神明比官員更有公信力，信仰比政府更有號召力。宋江陣大多數隊員是基於信仰因素或還願心態來參與，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，宋江陣表演多屬義務性質，以其所需之龐大人力及規模，若非信仰力量，根本無法組成，因此宗教是凝聚宋江陣組織最重要的力量，基於為神明服務、求平安的因素，宋江陣才得以維續。在台灣現今工商社會中，即使依賴地方角頭、政治人物都一樣難以動員龐大人力來「義務」參與陣頭組織，為了工作與生活品質，地方性事務不再吸引人民，唯有宗教力量方能凝聚民眾，不計辛勞、代價參與宋江陣。

【結論／發揮愛護鄉土、守望相助的精神】

宋江陣在台灣的發展，反映移民拓墾的社會背景，在漢人拓墾時期面對民變、械鬥、盜匪侵襲等種種威脅，宋江陣成為護衛鄉里、抵抗外侮的基本防衛組織，而民眾參與宋江陣也是保鄉、衛民的具體表現。

宋江陣結合武術、舞蹈、宗教等藝術，是融合多項表演藝術的武術性陣頭，而宋江陣的形成則反映台灣移民社會中自組武力以自我防衛的需求。在悲壯的漢人拓墾史上，宋江陣是人民自我保護的組織，也是人民自衛力量的結合，更展現人民求生存、衛鄉土的大愛精神。

時代的變遷與歷史的遷移，各個族群在台灣早已相互融合同化，分類械鬥亦難再現，在現今的社會狀態下，宋江陣的組織功能及目的截然改變，我們當然不能仰賴宋江陣自組武力來保衛鄉里，但宋江陣的群體力量，卻能提昇社區居民愛鄉之精神，培養民眾關心社區融入居住環境主體，凝聚社區力量發揮守望相助的動能。